陈云林出名了。

　　陈云林成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焦点。被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邀请前去做客，尤其是他在今年8月底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晚会上的亮相，使这位普通的三门农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鲜花与掌声铺天盖地地向他涌来。

　　但老陈还是那么朴实。8月30日上午，记者在三门县珠岙镇西陈村见到了他。陈云林清瘦的脸上，显得如此平静。他还是陈云林，那个为农民放了一辈子电影的陈云林。荣誉所带来的掌声和鲜花，使他激动，却并未使他陶醉。走下鲜花簇拥、镁光灯照射的舞台，陈云林还是扛着他的机器，奔走在乡间；奔走在山间小路上……

　　他的话曾感动了许多人：在农村放电影，就算别人都不放了，我还是会放。除非我不能放了……

　　面对一生热爱的电影放映事业，老陈付出了太多，在鲜花的背后，有着太多的辛酸，有着太多的故事。

　　露天电影的守望者

　　8月29日，三门县海游镇前郭村。

　　下午3点，陈云林就搬出了机器，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开始检查设备，把胶片整理好。

　　晚上要放映的是《天下无贼》。老陈查看胶片时，发现有磁孔坏了。他马上取出工具，开始细心地修补磁孔。接着，他又开始检查光源、机器传输部分等等，一丝不苟……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造就陈云林过硬的放映技术，20多年来经由他手放映的影片从未出现中途故障。

　　下午5点，老陈自己烧好一碗面吃了，然后把机器设备搬上雇好的车子。5点半，陈云林就赶到放映地前郭村，挂银幕、架机器、接电源、调试声音等等。

　　看到陈云林来了，村里几位年轻人主动上前，帮助老陈干活。不一会，声音、焦距等都调试好了。5米长、3米宽的幕布挂得平平整整。老陈放上了音乐片，然后点上根烟，坐在机器旁边，等村民们过来。

　　一年四季，老陈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春节的时候，别人在家团圆，他却只能天天在外放电影。但是陈云林习惯了。他有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钱再多只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别人享受不到；放电影来那么多人，大家一起分享，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6：30，周围聚集了不少人。一个抱着婴儿的中年妇女问老陈：“今晚放什么片子？”陈云林回答：“《天下无贼》。”“好看吗？”“好看好看。”“那我等一下过来。” 

　　“我放了24年电影了，老百姓爱看什么电影，我知道。”陈云林说，“我们乡下人，最喜欢看武打片和戏曲片。” 

　　陈云林的衣服口袋里，揣着一张绿色小硬纸板。这是他自制的节目单，背面抄着他所拥有的电影碟片名字，有故事片，有戏曲片，有科教片，共有四五十部影片，供观众挑选。

　　晚上7点，《天下无贼》准时开映。陈云林环顾四周，清点一下人数，发现大约有500观众。他十分满意，这让他又想起露天电影红火的年代。那时农民没什么娱乐，村里看一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 

　　电影放映了，场上安静下来，陈云林专注的目光盯住了屏幕。

　　二十四年乡村电影路

　　58岁的陈云林是三门县珠岙镇西陈村人，县电影公司农村电影放映员。24年来，他拖着残疾的右腿，奔波在三门、天台的各个村落，放映电影4000多场，往返行程达5万余公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走了一圈多。

　　对电影，他近乎痴迷。

　　1986年至1993年，陈云林每年荣获台州市和浙江省优秀电影放映员的称号，其中1988年，荣膺国家优秀电影放映员称号；2003年，被评为浙江省十大杰出孝子；2005年，被评为“感动台州十大人物”之一。

　　陈云林的事迹引起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2007年，《中国青年报》将陈云林的事迹以大篇幅报道的形式刊出了《露天电影的守望者》，并被《文摘报》转载；《钱江晚报》则以他为题，刊发了《 一个人的乡村电影院》、《三门残疾人放映员陈云林：敢和春晚抢观众》等文章；《中国残疾人网》登出了《20多年如一日 一位残疾人的孝心感天动地》一文。

　　2007年6月28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浙江卫视、台州日报、台州电视台、台州广播电台等各家媒体不约而同来到了陈云林家，对他进行专门的采访报道。

　　农民放映员陈云林成了名人。

　　曾经风光的电影放映员

　　陈云林的老房子已显得破旧，一户普通的农村住房。两套旧放映设备堆在房子里，显示出这房子的主人和别人的不同。

　　这两台放映设备，曾伴随他渡过美好的时光。

　　１９５６年夏天，６岁的陈云林由妈妈背着，在珠岙粮管所的晒场上，第一次看露天电影，那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我就傻了，这么一大块白布上，怎么能放出这么大的人？还会动？还有声音？太奇妙了！”

　　从此，陈云林迷上了电影。只要县电影队下乡，他都会随大人去看。由于3岁时不小心摔坏了腿行走不便，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有时借了自行车，他叫别人驮他去看电影。

　　陈云林看个电影也不安分。别人挤到银幕前看，他却蹲在放映员身边看，看他怎么摆弄机子。日长月久，放映员对他都很熟悉了，还送了两本《电影放映技术》给他。陈云林聪明好学，怎样换片怎样处理故障等等都会了。“那时候看一场电影要5分钱。”陈云林告诉记者，“5分钱在那时候能买半斤食盐，供家里吃半个月！”尽管如此，父母仍是支持他去看。就是这样，陈云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既享受到了乐趣又学到了放映技术。

　　13岁那年，陈云林清晰地记得，那次是放映《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电影放映的途中，放映员去了趟厕所，就在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内出现了意外——电影跳片了。救场如救火，陈云林见状马上去处理，成功解决了问题。当时旁边的观众都很疑惑：“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放电影了？”陈云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一脸自豪。

　　１９８３年春天，西陈村要办农村文化俱乐部，需要一个放电影的人。这时陈云林放弃了做橡胶生意，当起了乡村电影放映员。陈云林被派去学放映技术，县电影公司的人一见他，就说：“你还用得着学啊？”就这样，陈云林为村里省下了７０元的培训费，拿到了放映证。当年４月３日，陈云林在西陈村的晒场上，第一次给乡亲们放电影《我这一辈子》。

　　似乎冥冥之中自有注定，陈云林放《我这一辈子》，就真的放了一辈子。从此他一生再也离不开电影。

　　当时放一场电影只有15元收入，还要走村串乡。1985年，陈云林花了1100元买下村里的放映机，当上了个体户。那个年代农民没什么娱乐，村里看一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一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周边村民都是拖家带口赶过来。一群孩子见到陈云林推着车走，都一下涌过来帮着推车。

　　“那天大家很早就放好凳子，在人群中间留了位子给我。我一到，就有许多人递烟过来。”至今，陈云林仍清楚地记得那时放电影的情景，“以前是我看别人放电影，现在是别人看我放电影，心里可高兴了！”

　　弯弯山路，记录陈云林

　　艰辛的放映员生涯

　　和陈云林聊着天，他拿出了好多本《放映记录》给记者看，上面有放映日期、村名、场次、影片名称、观众人数、放映收入，记得密密麻麻。

　　这些小本本，记录下了陈云林的艰辛电影路。在农村放露天电影，其实苦得很，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常常在风中冻得满手冻疮。特别是陈云林那条残疾的右腿，平时走路一瘸一拐；有时走到半路，腿痛得难受，只得坐下来歇歇；有时遇到过路车，他就求人家搭他一段路。

　　１９９１年８月的一天，陈云林在柿树湾村放完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已是夜里１０点多了。相邻的天台县东安隐村的村民听说这边放电影了，连夜过来请他。这时，雷雨交加，狂风暴雨一阵又一阵。陈云林很为难：这样的黑夜，这样的坏天气，他难以行走，但听说那边农民已在祠堂里等候，想着村民渴望的眼光，他下了决心，走吧！

　　陈云林用塑料纸严严实实地包裹了放映机箱子和器材，让农民分头挑着，自己一手打着手电筒，一手撑着雨伞。山上的风太大，雨伞被刮得向上翻，骨架朝天。雨中的山路太泥泞，他摔了一跤，接着又摔了一跤。５公里的山路花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村里，看到祠堂里黑压压的人头，陈云林很高兴，他放一场电影能满足这么多农民的愿望！挂起银幕，放完电影，将近深夜１２时４０分。

　　陈云林浑身泥巴回到家里，已是次日凌晨２时多！　     

　　看着麦场上忽明忽暗的

　　烟头，老陈眼睛湿润了

　　2000年，是陈云林无法忘怀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他经历了电影放映事业中最惨淡的一次“滑铁卢”。

　　陈云林仍清晰地记得那是11月21日。那一天，他来到高枧乡吴岙村放映电影《生死抉择》。

　　电影开场时，来了300多人，但看着看着，一些观众发现电影不是平时放的武打、言情片，便失了兴趣，纷纷离场。当这部长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放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场上仅剩下陈云林的8个忠实“影迷”，就是他们也耐不住寒冷的天气，想起身离去了，并劝陈云林：“天气这么冷，陈师傅你就不要放了，把机器收起来吧。”

　　陈云林急了，胶带不放完不能收啊。为了留住他们，陈云林急忙跑去买了一包新安江香烟，分给他们抽：“还有半个多小时，如果你们当我是朋友，看完了这场电影再走。”好说歹说，才使得他们一直留到电影散场。

　　看着偌大的打麦场上，只剩下8个烟头忽明忽暗，陈云林的眼眶湿润了。风里雨里走没让这位坚强的汉子掉过泪；泥泞的山路没让这位坚强的汉子皱过眉，但这次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这是他24年来放映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

　　这件事让陈云林辗转反侧了两个晚上，他想起当初都是别人买来香烟给他抽，而现在变成他买来香烟给别人抽，让别人留下把电影看完，心里不免一阵酸楚：“电影事业完了。”失眠了两个晚上的他心中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回想起露天电影红火的年代，陈云林心里真不是滋味。

　　守着寂寞的放映机，

　　老陈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痛楚

　　陈云林亲历了中国农村露天电影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国农村娱乐从枯燥单调到繁华的转变。

　　农村电影红火的时候，三门县共有107支放映队，1994年以后，农村有电视的人家多了起来，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陈云林回忆起往事，一脸感慨。

　　自从1996年有线电视进入家庭之后，露天电影事业开始衰落。陈云林告诉记者，在1997年的时候，各个电影放映队还勉强支撑了一年；在1998年，露天电影几乎没什么人看了，周围的电影放映员纷纷改行，到后来只剩下陈云林等4个人。

　　虽然老陈预感到，现存的4支不久也会消失，但他又不甘接受这样的现实。村里人劝陈云林别干这个了，做点小生意，但陈云林坚持认为，农民对电影的需要是不会消失的，条件好的乡镇没人爱看了，他就翻更高的山，去给更偏僻的村民放电影。于是陈云林拖着一条残腿，扛着100多斤的电影设备，开始走他一个人的山路。有时走到半路腿疼得受不了他就坐下来歇歇。有时运气好会遇到一辆过路车，他就求人家搭他一段路。“人家都说这么苦你还去放什么电影?我不觉得苦。只要能动我就要放。看着大家乐，我也高兴。”

　　陈云林负责三门县85个山村的放映任务，最远的村离家有20公里，有些山路非常陡峭，陈云林经常摔倒受伤。但对于陈云林来说，困难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那就是越来越萎缩的电影市场。

　　1998年这一年，县电影放映队从最红火时期的107个减少到了十几个。而到了2005年，全县只剩下陈云林一个电影放映员。

　　最“惨淡”的是2004年。老陈全年只放映了12场电影，一年的收入只有670元。当时陈云林的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吃药打针都需要钱，陈云林的生活非常困难。

　　曾有人找过老陈，想买他手上的那两台老式的电影放映机，但老陈拒绝了。他说，西部地区群众如果需要，他免费赠送；但如果有人想买，出再高的价也不卖，这两台机器，曾经记录下他风风雨雨的岁月啊，再穷也不会卖了这两台放映机。

　　甘于清贫，但清贫

　　不应是农村电影放映员的代名词

　　黑瓦木窗板壁，光秃秃的水泥地。几把竹椅，几条木凳，墙上贴着早年的电影海报，篾席床上放着《电影放映技术》、《电影说明书汇编》和《电影故事》合订本，墙边堆着电影放映机的箱子和一些器材，这便是陈云林的老屋。

　　电影是欢乐的，生活却是艰辛的。在父母去世前，年迈的双亲要他照顾，3个侄儿的学费要靠他来支付。至今独身的陈云林说：“现在放电影县里财政补贴一点村里再给一点。前几年放一晚上补贴50块，今年增加到100块。除了支付来往的路费、请人搬运的劳务费、伙食费，刚够用。”

　　陈云林告诉记者，从去年１０月开始，他就开始改放数字电影了。浙江要建文化大省，省、市、县财政都拿钱，政府补贴，乡村放电影全免费。他一年要放190部电影，每放一场电影，他可以拿到１００元劳务费，一场电影可以赚60元，他一年的工资就是11400元。除去开销，一年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这些困难都是小困难，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农村电影如何留住观众、吸引观众的困难。”陈云林并不在意生活上的困境，在他心里，电影才是最重要的。

　　陈云林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一辈子他其实有过不少赚钱的机会。1965年，15岁的陈云林在村里的推荐下，负责在粮食加工厂操作、维修机器，之后他又陆续在水电站、茶叶厂、橡胶厂维修过机器。1980年至1982年底之间，陈云林还做过橡胶业务，跑过销售。他说，那时候收入还是不错的。但这些毕竟不是陈云林梦寐以求的工作，最终他还是成就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个电影放映员。“看观众随着我放映的电影欢笑，我也高兴。看观众看我的电影流泪，我也辛酸……每次在场上和观众交流，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在陈云林眼里，放电影不单单是养活自己的工作，而且是自己人生最大的乐趣。

　　露天电影还是有市场的

　　陈云林永远也忘不了2006年10月20日。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数字电影代替了胶片电影，以更清晰的画面、更震撼的音响效果刷新了电影放映时代，它为露天电影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到目前，三门县又有了7个电影队了，都是数字电影队！”陈云林高兴地告诉记者。

　　“现在每场的观众都有几百人，一到放映时间，大人小孩都来，我感觉过去的年代又回来了……”老陈告诉记者，数字电影画面清晰，同时又配置了环绕立体声，音质效果好，因此吸引了许多农村观众。“特别是春节前后，看电影又成了农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农村俱乐部里、村祠堂里，一到放映时间，经常是挤得满满的。”

　　今年4月18日、19日两天，他放了《红番区》等两个武打片，到场的人超过了1000人。在有线电视、网络普及的现在，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看露天电影，这在陈云林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他意识到露天电影在中国还是有市场的。

　　去年农历大年三十到今年正月十五，除了大年初三，陈云林天天都在为乡亲们放电影，场场观众爆满。他特别得意的是，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唱起了对台戏。“有个村一共７００多人，晚上６点，放弃央视春节晚会来我这儿看电影的，就有将近３００人！大家快乐，我很开心！”

　　多一场电影就会少一张麻将桌

　　为了吸引更多观众，陈云林绞尽脑汁，使自己放映的电影更好看，更实用。

　　他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做幻灯片，在电影开始之前播放这些自制的科教片，例如《农村防火知识》、《生活习惯与健康》、《农村饮水卫生》、《保护耕地》等等。“要想看我的电影就必须先看这些科教片。”陈云林在放电影的同时不忘向观众宣传知识。看电影之前先受教育，雷打不动的老规矩。每次他都会有的放矢地播放科教片：清明或冬季干燥时节，他会放映山林防火的片子；雷雨多发季节，防雷电灾害的科教片就成了他的首选；逢年过节赶上回乡高峰，他就选计划生育、婚育新风的片子；哪个村子种什么、养什么，他就选对路的农业技术的科教片；哪个村子厂矿企业多，他就选择安全生产的宣传片……有时片子紧缺，他就自己编写制作幻灯片，配以道情、二胡等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批评村里的封建陋习，立竿见影。

　　1992年，一次在柿树湾村放电影时，陈云林听说村里有位老婆婆受两个儿媳妇虐待，当晚就把这个故事编写到幻灯片里。他自己还拉着二胡以演唱道情的方式唱了出来。那两个儿媳妇看到后赶过来对他破口大骂。不过她们的事被老陈这么一唱，几个村的人都知道了。几个月后那里的村干部告诉陈云林：多亏你放了幻灯片，现在两个媳妇对婆婆好多了！

　　陈云林还独创了自己的一套特色放映法。他自创节目单，把拥有的电影名称列出来，让观众自己点播，想看什么电影观众自己选，让乡亲们挑选自己爱看的电影，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需求。陈云林放电影有自己的一套。考虑到观众的文化水平，在电影放映前，他都会先介绍一下电影的故事梗概。

　　多一场电影就会少一张麻将桌。陈云林认为，通过潜移默化的视听教育，会把大家从麻将桌边“拉”开。因此，每到一村，陈云林都和村民们聊天，问爱看哪些影片，并时时留心收集一些经典影片，尽量把观众吸引过来。  

　　两大难题困扰农村电影

　　“现在电影放映主要面临两个困难，一是放映的影片太陈旧，几乎都是电影频道已经播放过的；二是去放映地方时的交通困难。”一说起电影存在的问题，陈云林侃侃而谈。央视电影频道的记者曾经采访过陈云林，让他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陈云林想了一下，就提出了这两个。

　　“就拿《龙虎门》来说吧，电影频道已经放过6次了，我们才拿来放，很早就听到乡亲们抱怨，看得厌，可是没有办法，自己就是拿不到新片子。很多人在电视上都看过了，就不会在出来看露天的电影了。”陈云林告诉记者，影片陈旧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就不会增多。

　　“说句实话，陈旧的电影是吸引不了观众的主要原因。”陈云林告诉记者，那天晚上放映《天下无贼》，虽说也来了500多观众，但大多是外地务工的外来人员，他们娱乐生活少，许多人没看过这个片。“放到最后，走了200多人，因为这个片子当地的许多年轻人都看过了，你说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凭这些过期的老片，怎么能够呢？！”

　　陈云林播放的影片带子是从县电影公司租的，而县电影公司基于版权费用等原因，所出的节目大部分是央视电影频道播放过的影片，远远落后影片上映期。陈云林说，目前国家广电总局等单位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定出一个解决的有效办法。

　　“租车也不方便。”他告诉记者，三门、天台，他要赶往许多乡镇放映电影有时候甚至要赶到靠近三门的宁海县去放映电影，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加上自己行动不便，沉重的设备自己也扛不上去，如果遇到刮风下雨，让他非常头痛。他只得租车，往往一个晚上租车费就要30多元。

　　这一个问题目前已解决了。在华表奖颁奖盛典上，国家广电总局联合电影频道特别奖励给他一辆小面包车作为代步工具。由于自己无法学开车，陈云林盘算着以后可以白天把车租给别人用，收点租金，晚上接送自己去放电影。

　　重振农村电影放映业,老陈信心百倍

　　乡村电影放映业会不会有“第二春”？对于这个问题，老陈是充满了信心。

　　2006年9月，浙江省出台《农村电影改革发展试点工作方案》，台州作为7个试点市之一要求基本实现“一村一月一电影”的目标。“乡村电影的又一个春天到来了。”陈云林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陈云林从2006年开始放映数字电影后，不但观众已有上升的趋势，而且近年来县里新增加的7名放映员也走乡串户地放起了露天电影，这也是让陈云林颇为欣慰的地方。在未来路上，他不再是孤独的坚守者。

　　8月26日晚，在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盛典上，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作为两名中国基层电影放映员的代表之一，他当晚站到了中国最高的电影政府奖的舞台上。他上台与朱时茂对话，接受老茂的拥抱，虽然因紧张与激动而口吃，却赢得了比大腕们现身更热烈的掌声。

　　大屏幕上播放了3分钟的短片讲述他的故事，之后台下掌声雷动。在这众星云集的盛典上，陈云林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放映员，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老陈说：这些荣誉，说明大家还重视着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只要重视，中国的农村露天电影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