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响/讲述 记者 肖梅梅/整理

　　引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麦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里去种，搞起了“包产到户”。自此，中国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方式不仅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农民走向了富裕。

　　台州也不例外。在临海黄坦公社、天台南山公社、黄岩店头公社……富有创造精神的台州农民自发开展的“包产到户”，也同时点燃了台州农村改革的火种。近日，记者经过多方寻访，找到了1977年临海黄坦公社皂树村“秘密分田到户”的亲历者、现任临海市白水洋镇黄坦办事处黄家山村村委副主任李宏响，听他讲述“包产到户”公开推广前那一段“偷偷摸摸”的故事。

　　A日子凑合过，好在还饿不死人

　　临海有句俗话：“脚踏石子两头翘”，说的就是地处偏僻山区的黄坦。不过当年的地理概念，和现在完全不同，如今叫“临海市白水洋镇黄坦办事处”，而当年称为“临海县黄坦公社”，我家在黄坦公社皂树村第三小队。

　　1976年，台州农村与其他地区一样，实行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当时的黄坦公社也不例外。在“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下，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那时候，有一个被大家经常提起的故事：当时的一个女社员早上出工前，需要左手抱着孩子喂奶，右手端起碗喝稀饭，一只脚还伸进地上的盆里拌猪食。

　　人民公社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那时候，种什么种多少，都按国家计划来；干得多干得少，都是一个样儿。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才二十多岁，正值青壮劳动力，但我和妻子两人辛苦一年劳作之后，最后分到手的口粮还不足300斤，还是带壳的原粮。

　　我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只能喝稀饭。那样的日子只能凑合地过，好在还饿不死人。不过，更多的家庭并不像我这么幸运。特别是到了年关，那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都要靠借粮过年，到第二年集体粮食分下来再还回去，生活相当艰难。

　　B分了两亩包心菜地，被批斗了

　　粮食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照这样下去，村民上工的积极性也会越来越低，该怎么办？对饥饿的恐慌使得村干部们开始焦急地商量如何度过绝境，当时我们皂树村一小队队长李义华就是其中一员。

　　1976年10月的一天，看着地里刚刚冒出来的包心菜秧，李义华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这些菜分给村民自己种，或许大家积极性会更高，种得会更好？

　　李义华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第一小队十几户村民们的强烈赞同。正好，当时村东头有一块两亩左右的包心菜地，于是大家决定将这块地作为“试验田”：反正地里的包心菜是大家“集体”种下去的，现在只需要分给村民自己管理就行了。令大家感到欣喜的是，没过多久，到了收获包心菜的季节，每个村民都分到20几株大大的包心菜。

　　尽管村民们满心欢喜，尽管分的只是一块小小的包心菜地，但在当时全国宣传“三面红旗”（即1958年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三项核心工作，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高潮期，村民们的举动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获知消息的公社领导来到村里专门调查此事，最先提出建议的村干部李义华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而负责将地里的包菜分给大家的村民李义洪甚至遭到“批斗”，罪名就是“单干户”。

　　C偷偷分了田，庄稼收成好了

　　在当时，分田到户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在“坚决抵制单干风”。但是，面对原有人民公社制度造成的贫困饥荒局面，大家又一次自发“团结”起来。1977年4月左右，“包心菜地”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皂树村的村民又坐不住了。这一次，率先行动的是我们第三小队的村民。

　　当年我只有24岁，分田之前的“思想斗争”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太大的波澜。只记得那时大家在一起讨论，都说太穷了，走投无路了，分田到户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再加上有了分包心菜地的经验，很快，我们小队的田地全部分给了十几户村民手中。我记得，那时候我家两口人，按照500斤口粮的标准分到1亩左右的田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违反政策的恐慌当时对我们也是一种“折磨”。为了不让外面的人发现我们的“阴谋”，大家表面上仍然没有改变原来集体生产的方式。每天早上，生产队的干部哨子一吹，大家就一起上工，去地里干活。不过，大家私下还是有一些约定，譬如，今天你家的全部劳动力帮我家锄草，明天我家的全部劳动力再去帮你家翻地。

　　就这样，分田到户悄悄地、隐蔽地进行着。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也是空前的，生产进度加快了，庄稼收成也好了。我记得，当年我家就收回100多斤小麦、600斤左右的稻谷。

　　D正大光明种“自己的田”

　　我们村自发“分田到户”的事情后来渐渐传开了，黄坦公社的其他生产队也纷纷开始效仿我们，悄悄地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高了，粮食产量上去了，公社干部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强烈反对，后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变成了“默许”。上面调查下来，大家就说是分操作组，不是搞单干。后来听说公社干部曾多次遭到县委领导的批。

　　到1980年以后，农村包产到户逐渐由农民自发行动转变为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行动。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我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而是正大光明地种“自己的田”了。

　　■记者手记

　　台州农村30年的巨大变革，影响最大的是广大的农民；而对于分田到户，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曾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普通村民。很幸运，我们找到了李宏响。

　　见到李宏响时，他正在地里忙活着。“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会很重要吗？”对于记者的到来，他起初感到很茫然。当了解到我们的报道旨在通过他的私人回忆展现那场变革中的真实细节时，李宏响感到很高兴，立即放下锄头和记者聊了起来。

　　“穷则思变嘛，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自然就会发生变革。”对于那段过去的往事，李宏响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但对于一些细节的记忆却并不是非常清晰，于是他找来了当年共同经历过“分田到户”的几位村民，尽可能向记者还原当初那段真实的历史。但当记者提出为他们拍照时，这群朴实的庄稼汉纷纷起身离开，只留下李宏响在镜头前拘谨地笑着。

　　采访中，村民们勇于自主、积极创造的精神让记者感慨，但同时，记者也为他们的“壮举”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史料而感到遗憾。“那时候，分田到户都已经严重违反上面的政策了，我们只能悄悄地口头讨论协议，怎么还敢留下证据？”李宏响说，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争时间先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值得庆幸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后便在全国广大农村公开推广了。“而现在，我们都生活得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