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当时的黄岩店头公社上桥大队推行联产责任制，新华社记者对大队支书说——

　　讲述人：叶明照（黄岩）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股强劲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改变中国“原动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此拉开了序幕。1979年，我们党着手先从全国广大农村开始搞联产责任制的变革。

　　联产到组思想不统一

　　1977年至1981年，我在院桥区委任区委副书记、书记。197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员的劳动报酬，可以定额计酬，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

　　记得1979年的冬季，当时黄岩的县委书记梁鸿铭（后调任台州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带领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杨明等同志来我区一个“三穷（田地穷、山上穷、社员家里穷）公社——店头公社搞农村联产到生产队操作组的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工作。

　　由于当时全党上下认识不一致，人们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认为联产到组，其实质就是分小小队，分小小队就是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更反对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说：“毛主席领导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30年，现在一下子又回到1953年，这是什么路线。”而主张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同志，则认为这是建立一种生产责任制，用权责利三者挂钩能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增产增收，让广大农民有饭吃，有钱用，绝不是分小小队，更不是走复辟资本主义的老路，仅仅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开始。

　　大队支书怕被打成当权派

　　面对不同观点，我和杨明同志多次找店头公社党委书记金宏远商量，找公社党委同志及全体干部商量，统一大家的认识。

　　一天晚上，我、杨明和金宏远3人先去上桥大队找党支部书记陈崇透商量，叫他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叫来讨论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事。会上，杨明讲了县委书记梁鸿铭的意图和这次来的任务，以及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大体做法。当时一个生产队，一般都在20户至30户，有的40户、50户,一个生产队可划分3-5个操作组，生产队对操作组实行“五定”，即定户数与劳动力、定土地、定产量、定成本、定奖惩。在定产内由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超产部分归操作组，操作组80%按劳分配，20%按人口分配。具体做法要经全体社员讨论决定……

　　党支部书记陈崇透在讨论会上说：“建立联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办法是好用的，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肯定比现在干活“一窝蜂”大兵团作战好，减少窝工浪费，增强社员的责任。现在的“一大二公”，干多干少一个样，我们总结留下的顺口溜：‘队长东头叫西头，没有社员跟后头，仍然闹钟走前头，社员出工先坐 场角落头，等齐社员一班头，时间误了个把钟头，统班人马到田头，队长分工点人头，干活没劲头，锄头当凳头，讲长讲短讲毫头，收工像猢狲放索抢先头，日日在田头，一年苦到头，分配收入仍然没花头’”。也有的说：“出门一条龙，干活磨洋工”。

　　这些顺口溜，就是对“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真实写照。

　　在讨论中，陈崇透也说了点思想顾虑，他说：“晚上只听你们几位领导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要解放思想，对分操作组搞联产责任制，我还没有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你们把我上桥大队先搞点，我有些想法，人民公社办食堂化时，事实上老百姓是反对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食堂也办不好，社员也不拥护。1961年中央下达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我听到风声，公社要解散食堂，我没接到正式通知，就提前几个月就把食堂解散了。以后不得了，公社把我职务拿了，把我放到洋岙大队食堂去劳动改造近5个月，以后食堂全解散了我才回家。这次你们决定在我上桥落后队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试点，说不定以后又要把我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经我们三人再三做了思想工作后，陈崇透才接受了任务。

　　这天晚上，七队的社员对建立联产到组责任制这件事非常关心，闻讯赶到我们讨论的会场，站在门外偷听我们讨论。发现门外有人，我去把门打开，几个社员在黑暗中拔腿就跑，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以后来门外听的社员也就越来越多了。我去开门，请社员全进来一起参加讨论。社员们回答：“我们全进来这个房间里挤不下，反倒会影响你们开会，我们站在屋外周围，你们的讨论我们全都能听见。”结果我们的讨论会开到10点多钟，近20个社员在门外也就听到10点多钟。散会后，我们出来，站在门外听的社员一致向我们表示：“好！晚上你们的讨论会开得很好，分操作组建立联产责任制，我们社员是拥护的。”这样，搞生产的积极性能提高，责任性能加强，工效也会提高，肯定会增产增收，如果能允许社员家庭能搞些副业生产还要好，这样农民肯定有饭吃、有钱用。

　　我们的主张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支持，我们的信心也足了。于是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深入上桥七队召开社员会议讨论建立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好处，具体做法等有关事宜。到会的30多个社员一致表示

　　拥护，没有一个反对的。

　　七队当时我记得有30多户，经社员民主讨论，共划分3个操作组，操作组长由各组社员自己民主选举，生产队对各操作组建立“五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他各队见七队在搞了，他们都积极自觉地搞了起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大队全面建立了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接着店头公社就在上桥大队召开现场会议，把上桥的做法推广到全公社各个大队。我们区委也多次在上桥大队、店头公社召开现场会议，联产到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这样在全区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截止到1980年春耕前，全区6个公社，132个大队，一半以上的大队、生产队都搞起了联产到组责任制。这年的春耕生产也搞得又快又好。

　　信息传到

　　北京城、中南海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深入贯彻，店头公社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全公社20个生产大队有18个建立联产责任制，不多久，该公社还轰轰烈烈地办起“农工商企业”。

　　这个公社搞联产责任制，试办“农工商”企业的信息闪电似的传到北京城、中南海，1980年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众多记者前来采访，国家农委派出5人专程来店头总结联产到组与办“农工商”企业的做法及经验，并将文章及时刊登在“中央农村工作通讯”的刊物上。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虞云达来店头采访时，深入到上桥大队向党支部陈崇透采访，陈崇透向他介绍了原来“一窝蜂”干活的诸多弊端，介绍了联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效果，也讲了自己的思想顾虑，怕日后一有风吹草动，又要在政治上吃苦头……

　　虞云达听了他的介绍后，充分

　　肯定了上桥大队的改革是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也符合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为了消除陈崇透的思想疑虑，虞云达就在陈崇透的笔记本上签上新华社浙江分社及他自己的名字，并当面交代陈崇透：“如因这次搞联产责任制的改革把你再处理了，你来找我，我随叫随到，由我来为你说公平话，帮你打赢官司”。有了虞云达签给他的名，陈崇透觉得心里更踏实了，不仅工作更加积极，还成了搞联产责任制的义务宣传员，这对全区建立联产责任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在延安时期的老记者，《人民日报》的许仲英也多次给我来信，对我们搞农村改革，他次次来信都表示支持，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鼓舞。

　　增产增收，农民笑开颜

　　经过一年的实践，其效果才见分晓。思想解放，搞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增收，广大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而没有搞联产责任制的大队、生产队却少增少收，有的甚至没增产没增收。

　　店头公社的后宅大队原是个先进队，同上桥大队仅隔一条公路，原来粮食亩产后宅大队要高出上桥大队200多斤，后宅大队维持现状没有搞联产责任制，结果这一年粮食亩产被上桥大队超出上百斤。

　　我区有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开始搞联产到组的责任制，他思想解放，积极性很高，全公社80%的大队、生产队搞了联产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以后他听县委一位领导说：“黄岩粮食亩产基数高，根本不能搞联产分小组。这是关系到姓‘资’姓‘社’的两条道路的问题。何况上面还没统一。”他一听就怕了，把已经搞了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强制社员推倒不作数，已划分的操作组的也强行把社员拼回来。这样，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全区6个公社，5个公社建立联产到组责任的，这5个公社都增产增收，唯一这个公社自然条件比其他5个公社好，就是在联产责任制上受挫折，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造成这个公社减产减收。

　　经过联产到组责任制的一年实践，广大农民尝到了甜头。1980年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75号文件。1981年开始，院桥区又转入搞社员家庭承包责任制，至1982年冬，全区全面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联产到组责任制还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一句话，就是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队干部反映：“过去老婆拖老公，现在老婆催老公，出门满堂红。联产责任制，革了平均主义的命，鼓了勤劳人的劲，治了懒惰人的病。”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冲开藩篱，打破思想僵化的解放史。它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解放思想居功至伟。重温解放思想30年的历程，无疑可以增加我们前行的力量与智慧。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在今天常识得不能再常识的判断，在当年却是石破天惊，求温饱，求幸福，本来是最普通的“人间理想”，而“一大二公”却无情摧毁了无数人的卑微诉求。不知当年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充分理解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