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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3月12日，天空飘着雪花，我从温岭一个叫五里泾的埠头乘上汽船。我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捆扎着的棉被，一个用网兜提着的脸盆，一个黄色帆布挎包。经过1个半小时的行驶，又在一个同样是孤零零的叫下保渭渚的埠头上岸。
这个船程，票价为1角4分。在这天以后，我挎着那个黄色帆布挎包，在这两个地方候船和上岸，不知有多少次，大约有10多年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陌生的叫下保渭渚的地方“登陆”，但我要到达目的地还有约半个小时路程，在还没有上岸时就遥望可及：那一个山坳里，一支高高矗立的烟囱，一支支工业反应塔、高架的管线和厂房……
我一手搭着肩头的棉被，一手提着网兜，挎着黄色帆布挎包，穿过几条田埂后，就沿着山脚下的小路昂首挺胸向前迈进。
我身穿单薄衣服，但此时，心里好生激动和自豪，还有对接下去日子的美好憧憬。我的人生迈进了一个新“纪元”——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为这个正在兴建、即将开工的化肥厂工人了。
这一天，我还不到18周岁。在高中毕业“待业”半年后，非常荣幸地“支工”了。那个时候，作为拥有令人羡慕的居民户口身份的“知识青年”，学校毕业有两个去向，一是支农，一是支工，那可是天壤之别。
二
报到那天，就领到了当月25元工资和3元的“粮食差价”，共28元。我把人生得到的第一笔“巨款”小心翼翼地塞进“暗兜”里。这“暗兜”是当时裤子上藏着的“玄机”，位于紧靠裤带右下方的一个小兜，专门用来藏钞票或者手表等贵重物品的。28元是什么概念啊，在当时的社会，这可是沉甸甸的一笔财富哦。
这25元是我们试用期的工资，一年后定为一级工，30元，又一年后，转为二级工，35元。数月后，开工投入生产，我们有了夜餐费、营养费、冷饮费、奖金……每月竟然达到四五十元，我的收入竟超过了当了二三十年行政干部的父母。而且我们的工资是“旱涝保收”——与企业盈亏无关，那时流传着对工人形象写照的顺口溜：嬉嬉荡荡，工资照常。
从这天开始，我真正享受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当时我们心中的那份激越，那份自豪，那份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户籍身份上的优越感也无与伦比。我的一些同学相继成为“接班人”，进入乡镇成为干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营工厂的工人，还哪里瞧得上他们这些乡镇干部啊。他们的户籍关系还在农村，我们才是真正“国家的人”。
我们工厂还有福利，单是那个“劳保用品”更是让人们眼红。不但有工作服、雨鞋，还有手套、口罩、草纸，夏天还会发草帽，工会还发电影票、理发票。有个小病小恙的，你到厂医务室或者任何医院里尽情地开来药品，就算你不痛也不痒，也可以把什么药品都开来。
在政治上，工人也处于优越的地位。长期以来，干部在“阶级斗争”中，稍有不慎，就会犯“路线错误”，而受到游街批判，成为政治运动的专政对象。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没有后顾之忧，根本不用担心受到批判。
三
我们温岭县城竟然能生产化肥了，那真是一个轰动啊。
化肥厂离县城约五华里，这也是化肥厂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更增加了人们的神秘感。化肥厂开工投产后，好奇的人问得最多的是：化肥是用什么制造出来？
但有人特别是农民，他们对县里制造出来的化肥并不说是化肥，还是习惯称为“洋粪”，甚至把化肥厂称为“洋粪厂”。这“洋粪”在这里看起来多少有损雅观和土气，但在当时，却代表“极品”和“高端产品”，在那个时代，化肥大多来自进口。
化肥厂具有高温高压高度连续性这样的特点，实行四班三运转。生产车间，机器轰隆，连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一有泄漏，那个臭味直刺鼻腔和喉咙。但是，我们感觉特别的自豪。在特定的年代，那个噪音，那个臭味，就意味着现代化，意味着化学工业这样一个先进的事物。
那件左衣兜上方印有“抓革命促生产”黄色漆字的靛蓝色工作服，成为我们身份的象征，也成为我们的“时装”，最喜欢穿着它逛街走亲戚了。
自行车和手表成为我们追求的“两大件”，也是我们两件最大的个人资产了。好多人为了购买自行车和手表就做起“互助会”来。手表时兴的是：宝石花牌，85元，钻石牌，90元，上海牌的就需要125元了；而自行车则是“凤凰”和“永久”了。但有了钱也并不能代表你能购买到这样的自行车和手表，这可是紧俏商品，是凭票内部供应的，看你的关系和来头了，所以，有些人只能买“二手”或者是“野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了。
四
改革开放大门始启，文化可用“汹涌”来形容。
世界一下子为我们洞开了，首先在电影上最为直接。
那个春节，在大会堂里，放映日本电影《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惊人的一吻，让我在黑暗里紧张得瞠目结舌，血液直往头顶涌。他们在接吻，而我却几乎窒息了。
外国电影为我们展现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那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想象不到的故事，每观看一次外国电影我们内心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有人就说过：看外国电影，就是看看那一幢幢高楼大厦，奔驰的汽车，也是长见识了。
南斯拉夫电影《桥》播出后，那主题歌：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时常在我们年轻人口中唱响。
香港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让我们从“生活化”的故事里，第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里中国人的一面：那市容，那交通，甚至那服饰，那语调，还有那浪漫的爱情和生活的艰辛。
还有解禁出来的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等。我们从文化荒漠、电影荒漠过来的人，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这么精彩的电影让我们大快朵颐，顿觉人生是多么的美妙。那个时期，电影成为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了，我把每次观看了的电影都登记下来，每月都达到七八场，十来场的。
走私过来的8080收录机，那绝对又是一个“高端”，拥有者，最喜欢提着它招摇过市了。宿舍里飘荡起邓丽君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这样的“靡靡之音”。但又总感觉这绵绵的音乐挠到我们内心的某个柔软的部位而沉迷。
那些赶时髦的青年，在“崇洋媚外”的声讨中，穿上了西装，穿上了喇叭裤，穿上格子衬衫，成为“另类”和“新潮”。
也有大陆上创作的歌曲，当时在年轻人中流行《幸福不是毛毛雨》、《军港之夜》，不断有这些歌曲遭到批评的传闻，甚至要禁止的消息。那旋律软绵绵的，没有高昂之气，是在瓦解革命斗志，分明是模仿港台的靡靡之音。港台是什么，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演唱《军港之夜》的苏小明当时也经受了很大的压力，有些人对这歌曲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军港的夜静悄悄，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着了”，这是在给人民的军队抹黑，战备哪里去了，我们国防力量哪里去了？
当然，也有明快，高昂，同时也是流行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里，“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回首往事你可心有愧。”充满着革命的英雄主义，让我们热血沸腾，精神抖擞，不过对“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感觉那是非常遥远的。
五
化肥厂宿舍楼的房间里，一张木板床是我最初全部的“家当”，连衣服也只是放在一个皮袋子里，塞在床底。以后从家里运来了一个床前橱，再以后弄到了一张桌子，从三人一室换成单独一室。十年后，我离开这宿舍时，最大的家产是三大橱的书，整整装了一手拉车。
学生时代十年，刚是“文革”十年，生活与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名有高中学历，实际上是“假货”一个。进入工厂后，我踏上了自学之路。以文学为圆心，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美学等等。还有报名参加县总工会的职工夜校，而且一报就是好几门。
那时候，能订到杂志也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像《人民文学》、《十月》之类的，是限额的。购买来《政治经济学150问》、《通俗哲学》、《大众美学》之类的。逢到上夜校，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都要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到县城上课。回来后，就开始读书或做作业到夜深。天气寒冷，就不断地跺着脚取暖，以致住在我楼下的人与别人说起：这楼上的是干什么的，老是半夜三更把楼板踩得砰砰响的？夏天不用说是电风扇，连把扇子也没有，热极了，抓过一本杂志来猛扇几下就是。
我从来没有在晚上十二点前睡过觉的，即使是上下半夜班，也从不休息，直接去上班，所以每碰到上下半夜班，我都是通宵不眠。而下了上半夜的班回来，则继续看书学习。
化肥厂生产具有季节性，开始的几年，几乎是只有半年开工，其余的日子全放假了，冷清的山坳，空寂的宿舍，只有几盏灯亮着，那其中有一盏灯就是我的。以致把自己弄得骨瘦如柴，尖嘴猴腮，甚至魂不守舍，对此遭到了家人、亲戚的反对和不解：人家读书是为了找工作，你已经有工作了还干吗这么辛苦读书？看些书，消遣消遣就是了。
如饥似渴地读书写作，没有半点升官发财的名利念头，也没有想弄个“业绩”作为筹码来调动个工作什么的，很单纯，那就是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学的喜爱。
六
1994年5月18日，时而下着零星小雨，我推着自行车出了厂门，上了那个坡，甚至连下坡时，我也没有像以往下班时飞也似地疾驰而去。
这个下午，我办理了所有的手续，调入一文化单位，从人事关系而言，我与这个厂没有关系了；我在这个山坳里，这个化肥厂，整整度过16年又2个月零6天，曾经多少次幻想着远离这个厂而去，当终于真的要走了，却不是简单地可以用“留恋”之类词语来形容的。
小化肥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产物吧，可能是为了打破外国封锁，高举独立自主、支援农业的旗帜而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也确实让人自豪和兴奋了一阵子。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质量”、“效益”的提出，小化肥厂的“高消耗”、“低效益”、“重污染”等问题凸现，政府进行政策调整，推行了“淘汰”机制，自生自灭。
我离开了化肥厂后，又过了几年，这化肥厂也偃旗息鼓——被别的厂兼并了，厂区所有的建筑、设施，包括那支高高的烟囱，皆被夷为平地，当然连这厂名也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全省小化肥厂关闭较迟的一家厂。这化肥厂所处的村庄，原来是地处偏僻的山坳，现在移走了小山，成为繁华的市区了；原来只有在化肥厂拉拉煤炭，运运化肥挣些小工费的村民，现在住上了别墅。就在几天前，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头版头条专题报道，称其是“繁荣的城市中心村”，并配发了别墅群的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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