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修钗近照

引言

　　水果、水产和食品加工，并称“两水一加”。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看似简单的指导方针，让台州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完成了工业化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从此，台州开始了从纯农业地区向工业化的完美蜕变。

　　时隔20多年后重温历史，市农业局局长陆修钗仍感慨不已：“‘两水一加’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台州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传统优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事关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意义非常重大。”

　　从“产粮冠军”

　　到“水产状元”

　　台州过去是一个很“纯粹”的农业地区，上世纪70年代，仅有少量的造酒厂、酱油厂、农机修理厂可以勉强称得上是工业。同时，台州也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的暖风吹到了我们身边，也带动了台州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市全面落实以后，全市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吃饭问题得到彻底解决。1982年，全地区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38亿斤，人均占有粮食超过800斤。

　　吃饭不成问题了，政府部门开始考虑如何引导农民发展高效益的农产品，让农民有钱花。1982年12月，台州地委、行署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区大规模开发荒山、疏林、海涂溪滩、河塘水面，简称“山、水、滩涂三大开发”。

　　各地农民纷纷利用近山矮坡、河滩、海涂发展水果种植和水产养殖业。临海、黄岩等县出现了一批上百亩平均亩产超万斤的高产橘园，成为全省高产典型。1983年，全地区已有海水养殖户21.5万多户，养殖联合体260个，海水养殖面积64700亩，海水养殖产量42.2万担，一跃超过舟山，雄踞全省榜首。

　　一篇内参引起的课题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台州，就像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发展的冲动是强烈的，发展的方向又是朦胧的。在这个时候，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显得非常重要。

　　1983年，一篇题为《束鹿县农产品的分类排队》的文章在一本内参刊物发表。文章通过总结河北省束鹿县的气候条件、土地资源、农民传统耕作方式等多方面情况，依据束鹿县各种农产品的优势，进行了详尽的分类排队：哪些农产品具有明显优势？哪些只具有一般优势？……

　　时任台州地委书记的魏夏久看到这份资料后，觉得很有价值，于是交到台州地委农村政策研究室，要求立即组织调研，仔细研究。最后，课题交到了时任台州地委农研室副主任的卢秀灿手上，而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我当时正好就在台州地委农研室工作，并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走村下乡探索山海之利

　　虽然是纯农业地区，但当时台州除了自给自足的粮食种植外，并未形成鲜明的农业特色，我们只能借鉴束鹿县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从农产品的分类排队开始着手研究。走村下乡，翻资料，找数据……我们花了整整几个月时间，对这个课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期间，魏夏久书记也多次亲自参与调研。

　　虽然那时中央已提出“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要求，但是从上到下仍有一个指导思想——“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在粮田里进行”。粮食生产始终要放在农业生产最中心的位置，因此，我们调研的前提便是“眼睛紧盯山海、滩涂”。

　　古人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台州兼得山海之利：虽然只有261万亩耕地，却有近800万亩宜林山地，70多万亩海涂和20万亩淡水水面。而且台州素来盛产优质水果，玉环文旦、黄岩蜜橘等，都享有盛名。水产资源也极为丰富，盛产鱼、虾、贝各类水产品，这是其他很多内陆城市无法拥有的天然优势。

　　于是，我们初步确定了以传统的水果、水产作为台州农业生产的新优势。同时，对农产品加工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两水一加”指导方针

　　出台

　　材料整理好后，地委农研室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汇报会，由我们调研组来汇报调研情况。仿照河北束鹿县的方式，我们在报告中对台州的优势农产品进行了详尽的分类排队。

　　当时担任台州地委农研室副主任的邢传欣也参加了会议。邢传欣是台州农村政策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被大家称为“台州的杜润生”。常年与农民打交道的他认为，针对农民的理论就要越简洁越好，所以他经常把一些农村政策编成顺口溜，教给农民。

　　听完汇报后，邢传欣特别满意，而在随后的讨论中，他更是言简意赅地提出：“台州地区农业的特色和优势就是水果、水产和农产品加工，这个就叫‘两水一加’！”

　　好一个“两水一加”！这一提法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在对“两水一加”的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之后，我们将其作为课题研究报告提交了台州行署。1983年，台州行署提出发展“两水一加”的指导方针。

　　不过，当时这个“新奇”的提法在地委、行署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出于对粮食生产主导地位的重视，一些领导也提出了不同的认识，“两水一加”起初并未得到大力的宣传和推广。

　　《人民日报》头版宣传经验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来到台州调研，并在天台召开了座谈会。台州地委、行署及各相关单位的领导参加，并汇报工作。

　　当时，我们农研室的领导邢传欣也参加了座谈。虽然会议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当会议快要结束时，邢传欣突然举手：“杜老，我能不能说几句？”得到许可后，邢传欣以最精炼的语言对“两水一加”进行了阐述。杜润生听后大加赞赏，充分肯定台州大兴山海之利，发展“两水一加”，加快发展台州经济的宝贵经验，并当场要求随行的中央级媒体记者组织宣传报道。

　　同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题为《台州地区从实际出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兴山海之利促工业发展》的通讯，编者按中还特别强调：“台州地区依据当地实际，兴山海之利，抓‘两水一加’，走种植、养殖、加工一条龙道路的经验值得提倡。”

　　“两水一加”由此名声大震，地委、行署的工作力度再次加大，台州各地的农业开发性生产、农业结构调整全面展开。

　　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在政府的鼓励下，各地还很快形成了专业户打头阵，联合体作中坚，集体和个人一起上，大搞开发性生产的高潮。三门县150个村的农民搞起海水养殖，养殖面积达4.5万亩；温岭岙环乡涌现了1600多户果木专业户，一年内新开文旦、高橙等水果基地2600多亩……截至1984年底，全地区水果基地已发展到36万亩，海水淡水养殖面积32万亩，相当于过去30多年养殖面积的一倍多。

　　在“两水一加”思路的指引下，以“两水”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也迅速兴起。1985年前后，温岭、玉环出现了很多水产加工的冷库，黄岩、路桥出现了大批水果加工厂。水产加工厂也如雨后春笋兴起，实现了水产品冷冻保鲜和加工综合利用。

　　这些加工企业也带动了台州工业的起步。据统计，1978年台州工业企业仅有4667家，到1988年已经增加到37125家，其中“两水一加”直接或间接催生的乡村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84年，全地区水果总产量240多万担，居全省各地、市之首，养殖水产品总产量72万多担，生产各种罐头等食品以及饲料9.3万多吨。1985年，全地区实现食品、水产、饲料（鱼粉）加工产值6．5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29％。以“两水一加”为特色的食品加工业，逐渐成为影响和促进其他行业发展的龙头产业，许多产品还成为内外贸的拳头产品。

　　十年净积累资本近28亿元

　　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迅猛发展，在沿海渔民和各地果农中，还迅速产生了一批“万元户”。渔民和果农通过“两水一加”这架桥，从土地、海滩走向市场，把腰包揣得鼓鼓的。

　　同时，值得肯定的是，那时全市还有好几万人从事着水果、水产贩运的工作，这支非常壮观的贩销队伍也为台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的印象中，为了大力扶持、鼓励农民个体贩运户，政府还多次召开表彰会，专门对水果、水产贩销大户进行表彰。

　　实践证明，“两水一加”引领台州开始了第一次起飞，也为台州的工业化发展准备了“第一桶金”。我曾作过一个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两水一加”为台州净积累资本近28亿元（参照1980年物价不变核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82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月工资是46元，可以想象当时的28亿元意味着什么。

　　“两水一加”还为台州培养了第一批企业家。上世纪90年代初，台州三分之一的企业家都是搞农产品加工的农民企业家。“两水一加”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范畴，这也是当初我们始料未及的。

　　■记者手记

　　采访陆修钗，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从发展高效农业课题的调研，到“两水一加”的正式提出、全面推广，再到农村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对于“两水一加”的前前后后，他的记忆都非常清晰，甚至很多相关统计数据他都如数家珍。他说，记忆就像文物，有许多碎片，把这些碎片逻辑地串联起来，就可以显现历史的辉煌，启迪未来的发展。

　　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的陆修钗对于“两水一加”也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两水一加”战略是当时台州立足自身实际作出的选择，是台州人民自强不息，挖掘自身优势，因地制宜谋发展的见证。即使是在农产品交替出现卖难，有人将矛头指向“两水一加”的时候，他仍然客观地认为，那不是“两水一加”引起的问题。“它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之所以在那个阶段出现问题，只能表明它需要根据时代要求进行调整和升级。”

　　陆修钗说，正如后来我们提出的农业产业化战略，始终强调要以市场为导向一样，当时大力发展“两水一加”，也是与那个时代相适宜的：一方面立足于台州本地资源特色：“我能种什么，我能养什么”；一方面也顺应了当时整个农产品供应全国性短缺的形势：“只要有产品，就会有销路”。

　　“时代在变化，我们的观念、政策自然也要与时俱进。”采访结束时，陆修钗说，“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永远不能脱离实际，这也是‘两水一加’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