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牛”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其中又以纸媒为最。当初第一个使用“最牛”的，或许多多少少有丁点儿新鲜。可是及至后来蜂拥效仿、趋之若鹜了，仍钟情于“最牛”便难免失之于庸俗和简陋。无论何人何事何物，亦不管恰当准确与否，统统给安上一顶“最牛”帽子招摇过市，当然会让读者生厌、贻笑大方，早没了丝毫的新鲜感，惟余缺乏主见、人云亦云的盲从和不求精致、懒于思维的惰性。于是，终于导致当今报纸上的一种奇观：“最牛”之泛滥。

　　原用于表达股市上涨状态、含义明确的“牛市”一词，当引申演绎为各类传媒上的“最牛”以后，其意就比较游移宽泛而不易确定了。说不清它是褒是贬还是中性，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媒体上书面语言的“最牛”意思就更加复杂，很难予以明确界定。似乎既有褒扬、艳羡、赞颂、声援等等，又有讥嘲、戏弄、揶揄、鄙薄之类。究竟具体所指为何，要根据相关语境、氛围和场景去自行揣摩。

　　其跨度之大、蕴意之多，还真的难于把握。稍有差池，就会把应该赞扬的搞成了不屑于；该贬抑的糟粕误作为稀世珍宝，造成价值观上的错乱扭曲，直至误导了大众。汉语字、词具有极为丰富的表情达意功能，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用不同的字词，将或褒或贬或中性的情感色彩准确地加以阐释，而不是偷懒，图省事地一概应之以“最牛”。

　　“最牛”一词被滥用之后，往往造成词不达意、牵强附会的尴尬。如某晨报的标题《最牛空姐23岁成为团中央委员》，说的是南方航空公司空中女乘务员曹爱，因工作出色年仅23岁就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委员。但是，将“最牛”两字扣在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丽空姐头上，却未免有不伦不类、生搬硬套之嫌。姣好美貌之年轻女子，被生硬地同一个粗俗的、近似方言俚语的“最牛”联系在一起，已经不仅仅是用词不当，而是南辕北辙。

　　其实，如果用“优秀”取代“最牛”就比较恰当了。同一件事有的报纸冠以“最牛”，有的则不然。在报道美国一“高产”母亲时，武汉某报标题是：《“最牛”母亲母亲节前再怀孕》，而《楚天都市报》标题却是：《17个孩子的妈再度有喜》；《北京晨报》标题是《“超级母亲”喜迎第18胎》；《北京青年报》标题是《美国“超级母亲”准备迎接第18个孩子》。相比之下，显然没有“最牛”的那些标题更客观朴实，少了那花里胡哨和穿凿牵强。

　　因为自身修养、德行、境界和品位等方面的差异，对“最牛”二字的理解也就判若云泥，会做出迥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抉择。比如一些狮子大开口、提出天价补偿条件，不满足就赖着不搬的钉子户，在被报纸称为“最牛钉子户”后，立时感觉到无上荣光和极大声援，恍如神助般愈发气壮声高，愈发牢牢地“钉”下去，不填满血盆大口决不搬走。

　　有的报纸甚至在年度评选时给予其“抗争之魅”的奖项以褒扬。一个“抗争之鬼”的名号，居然让那“最牛”的钉子户喜不自胜，飘飘然四处显摆炫耀。此乃媒体充当“钉子户”培育温床的典型例证。我们国度里的钉子户们把“最牛”视为最高奖赏，然而国外的钉子户却避之不及。英国的一男子就公开声明自己不是最牛钉子户。某男说他人是“最牛”，非但未获好感反被殴。由此可见“最牛”词儿的涵义纷杂之一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牛”所具有的负面价值导向。对于社会上的不良倾向，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理应是给以批评和针砭，起码不能为之叫好助威和鼓励纵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当数量的报纸和网络等偏偏置身负的社会责任于不顾，是非不分、黑白不辨地大玩“最牛”把戏，给许多负面的人、事、物戴上“最牛”冠冕。

　　譬如最牛的违建别墅、最牛的违规洗脚城、最牛超载车、最牛飞天大盗、最牛跳楼专业户、最牛的牛皮癣、讨钱成功率100%的最牛乞丐、用四种语言对骂的“最牛”两女士、重庆最牛的卖淫一条街等等。这些“最牛”至少在客观上都有着支持和鼓动负面现象的作用，绝非一个严谨和负责任的媒体所应为。遗憾的是，此类为歪风邪气鼓噪呐喊、推波助澜的传媒却日见增多。

　　一个充斥着歧义和误导的“最牛”，不可思议地越来越受到部分媒体人青睐追捧，并以生拉硬拽地将之用于版面为时尚。当今的报纸等媒介上，不但有最牛的基金经理、保险销售员、追账师、外卖员、猫人、弱者，还有最牛的公务员、县长、县委书记。就连车牌、楼盘、视频、公章、招聘广告、货车、农业股、私募基金也被称为“最牛”，甚至签名、舞台、QQ留言、路桥、超载理由、公交线路亦可曰之为“最牛”。

　　仿佛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什么都能往“最牛”里装。根本不管是否贴切与合适，也不顾其形成的蛊惑和误导、教唆，只要能哗众取宠就行。因为忽视了本身应负的社会责任，结果从一个良性价值观的坚持和守望者，降低为庸碌粗俗、低级趣味的鼓吹与践行者。本来可以精确表达的人和事，一概以“最牛”代替之，这除了懒汉思维和惰性心态作祟，主要还是底蕴不丰、认识肤浅、品位有限所致。那些热衷于“最牛”的媒体，该适可而止了。倘若如此无度地“最牛”下去，谨防当真成了简单粗疏、头摇腹空、莽撞乱闯的一头“醉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