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是否真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之困？

　　资金本身作为稀缺资源，其获取具有竞争性。中国大量信贷资源垄断在国有企业手里，成为他们投资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的工具，抬高资产价格，而不是流向实业，大企业垄断的信贷资源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无疑是明显的。这种情况下，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似乎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犹如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创办的向最穷苦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

　　不过需警惕的是，可能因为中小企业银行的成立，其他金融机构会理直气壮地不再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致使其面临的信贷环境更为恶化，这种制度“悖论”早已经被制度经济学所证明。其实，在金融资源被四大行、数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垄断的情况下，究竟是一个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值得信赖，还是通过克服制度失灵，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让中小企业从这些已经存在的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更可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讲，即使成立一个这样的银行，需要在全国成立多少家分支机构，投入多少工作人员和资金，才能服务于全国上百万家的中小企业？而且，这样一个“专门”机构，“垄断”了中小企业的贷款权，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新的寻租势必形成。

　　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融资之困的制度根源，还在于宏观调控的“成本”完全转嫁于企业。在经济基本面逆转、通胀加剧的情况下，只是实行单一的从紧货币政策，而不是同时采用减税、扩大财政支出等财政政策。这和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税收政策是相悖的，可能造成企业的大量倒闭和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政府税源的锐减。

　　因此，就中国当前的语境而言，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之困，恐怕并不在于去成立专门的银行。更应该优先考虑完善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放松中小企业股权融资的相关政策，拓宽其股权融资的通道，鼓励养老、保险等公共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小企业，加快创业板的建设，让资本市场不再成为大企业圈钱的“专利”，而是成为中小企业创业的起踏板。就财政政策而言，尽管今年经历了雪灾和大震灾，但中央政府的财政之好是历届政府少见的，我们有足够的财力去实施减税政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在财政部官方网站撰文《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呼吁减税值得关注，虽然这只是他作为财政部部长针对个税调整的表态。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通过减免税，让企业休养生息，这才是解救中小企业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