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晨/文 杨 辉 徐古忆/摄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文教空前兴盛的宋代，浙东南一个小县城——仙居，在历史洪流中实现了从“僻陋之地、民不知教”到“文脉大盛、群星璀璨”的蜕变。
据民国《台州府志》，宋代仙居共有进士183人，仅次于临海（229人），其中文进士79人、武进士104人。这些士子在朝廷为官，大多爱民如子，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勇斗奸佞。
庆历八年（1048），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官员来到仙居。
他叫陈襄，福建人，后来成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名臣，也是北宋中期著名教育家、理学家和诗人。当然，这些是后话。
任仙居知县，是陈襄首次远赴他乡任职，当时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地方官。而彼时的仙居，“民风朴野，罕知读书，民穷多变，监狱患满”。
陈襄到任后，首抓教化，改文庙、创学宫，张贴文书要求乡民遣子弟入学。但他没想到，这件利国利民的实事，当地百姓并不买账。历一年有余，入学者寥寥无几。
如何转变乡民思维、让人们重视教育？在信息不畅的时代，陈襄的做法，“广告”效应堪比今时今日的名人带货。
皇祐二年（1050）新春，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来县衙向地方官拜年。陈襄抓住这一时机，命人当庭宣讲他亲自写的《劝学文》。
“夫人之为善，莫善于读书为学，然后而知礼义孝悌之教。故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哉……”
全文短短数百字，通俗易懂，言辞恳切，既提到读书有机会入仕、光耀门楣，更强调读书对提高个人修养和地方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最后，他请求“今汝父老归告其子弟，远令来学”，并承诺“择明师而教诲之”。
老人“感泣叹嗟，从之翕然”，在走亲访友时口口传颂，《劝学文》很快成为民间热议话题，读书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此后，仙居百姓纷纷送子上学，县学就这样办了起来。
陈襄不仅为县学延请名师，还身体力行、带头施教。当地有求教问难者，可在他处理政事之余“入问于庭”；下乡察访民情时，遇到山谷中办有学堂，他便下车为儿童讲学。仙居兴学后，不光台州郡的人来，缙云、建安诸郡也“举子相次而至，慕义讲学”。
针对当时仙居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陈襄又写下《劝谕文》，希望百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这是一篇著名的政论短文，以振兴社会道德教育、美厚社会民风、复兴礼义之俗为题，对后世影响极大。
皇祐三年（1051），陈襄奉召入京，升任秘书省著作郎。据《宋元学案》卷五，陈襄临行时，仙居百姓“攀车遮道，几不得出境”。
而他也写下了《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收录于其诗文集《古灵集》，其中提到了不少任职仙居时的逸事，如“我爱仙居好，隆儒鲜大方。诸生令讲艺，童子俾升堂。买地兴民学，驱车下党庠。三年邑未化，官满意彷徨”。
虽然在仙居任期不长，陈襄的功绩却影响深远。此后，仙居办学之风日盛，“弦诵相闻，人才蔚起”。尤其到了南宋，仙居科举呈现人才辈出、灿若群星的盛况，陈襄有首发之功，当地人尊其为“仙居文教之祖”。
在宋代的教育体系中，官学与私学相辅相成，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汉唐时期士族垄断的局面，开启了教育平民化时代。
陈襄在仙居兴办县学，规劝庶民子弟治学，是北宋地方官学的典范。而到了南宋，政权定都临安后，台州成为辅郡，大兴儒学之风。除官学外，民间书院不断涌现。这一时期，仙居的私学同样取得瞩目成就。
在今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有一座桐江书院，北望永安溪，东有鉴湖烟柳，西南有道渊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环境清幽、钟灵毓秀。这座书院与宋代两位文化名人朱熹和王十朋，有着很深的渊源。
桐江书院
绍兴二十六年（1156），朱熹和王十朋相聚仙居皤滩，在方氏义塾探讨诗文。翌年，王十朋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状元），官秘书郎。这段佳话，是后人依据桐江书院内楹联“文公访道地，殿元受业家”记述的，“文公”指理学家朱熹，“殿元”即状元王十朋。
朱熹与王十朋在简陋的义塾讲学，激发了仙居当地贤士扩大教育规模、创办书院教化一方的决心。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方斫在方氏义塾的基础上，兴建了气势恢宏、布局精巧的桐江书院。
据史料，方斫为晚唐诗人方干第八代孙，潜心六经，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就已成名，“蔚为诸儒领袖”，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受特科进士，官至嘉州文学，时人称“东南学者表正之师”。
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到仙居拜访致仕隐居的吴芾，吴芾介绍他与方斫相识。
朱熹对方斫办学十分赞赏，应邀到书院讲学，并手书了“桐江书院”“鼎山堂”两匾相赠。相传，朱熹还亲手在书院前栽下五株苦槠树，鞭策学子们甘于寂寞、奋发向上，可谓对书院寄予厚望。
随后，朱熹送儿子来桐江书院就学。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收录了一首《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据传为朱熹所作：“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
此后，方斫又以其学术修养，吸引了一批名儒到仙居传经布道，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并通过与朱熹、王十朋、吴芾、陈庸等人的交往，在浙东南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圈。
“名人效应”让桐江书院声名鹊起，“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
书院不负众望，人才辈出，有淳熙二年（1175）进士黄宜、淳熙八年（1181）特科进士方刚、端平二年（1235）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1262）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1265）武科进士方裕等。
桐江书院分担了当时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责任，促进仙居当地科举取得突出成就，又以其学术的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浙东南文化教育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被誉为“江南第一书院”。
自宋至清，政权更迭，桐江书院曾遭兵燹，但屡毁屡建。历代从桐江书院走出去的进士有10多人，举人、贡生、秀才不胜枚举。
至今，书院遗址犹在，院前的古苦槠树郁郁葱葱。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风轻云淡，鸟语花香，春日读书之雅趣，令人心驰神往。
很难想象，这组歌咏读书情趣的七言组诗《四时读书乐》，创作于家国风雨飘摇、文教受到重创的时代。作者翁森是仙居双庙人，宋末元初教育家、诗人。
宋元鼎革之际，蒙古统治者以废除科举排斥汉人进入统治阶层，社会读书风气日渐淡薄。翁森虽博通经史、学识渊博，但誓不仕元、蛰居乡间。看到仙居学风日下，自宋代兴盛的文脉不绝如缕，他十分痛心，因而走上了隐居教授的道路。
翁森像，位于仙居县双庙乡
元至元年间（1264-1294），翁森于仙居县东南创办安洲书院，以朱熹白鹿洞学规为训，以儒学教化乡人。
翁森办乡学，有两个重要的理念。其一，他认为读书明理应抛却世俗功利，不能因科举兴废而改变初心；其二，他认为读书应是令人愉悦、心旷神怡的。
与学子们共读的时光里，四时之景不同，读书也各有逸兴。他有感而赋，吟咏了《四时读书乐》，分《春》《夏》《秋》《冬》四首。这组诗脍炙人口，劝学于生活意趣之中，引得天下读书人传诵。
翁森故居内的画像《翁子课童》
七百多年来，《四时读书乐》曾被画家作成诗意图，被书家传写，被工匠书于壁画上，或雕刻于器物、建筑上，所留下的文化遗迹，丰富多姿。这组诗作还被清代《四库全书》收录。
而翁森创办的安洲书院，虽地处边鄙，却发展成为当时台州最负名望的书院之一。据《光绪仙居县志》，仙居乃至台州各地从学者，先后达八百多人。耕读之风可谓彬彬称盛。
与翁森同一时期的临海诗人杨同翁、书法家周润祖、诗人项炯、学者陶德生等名士大儒，都曾从学于翁森门下，足见书院影响之广。元代临海学者陈孚在《安洲乡学记》中写道，“独骇夫江之南台之无学也，犹幸翁子之乡之有也”。
学堂书院起初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安洲书院却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年代，引领学子们进入非功利读书的更高境界。而一代名儒翁森，在乱世中静心治学，投身家乡文教，留下传世名篇，对宋代仙居文化的传承以及元代台州文化的振兴，厥功至伟。
参考资料：《北宋士大夫地方教化研究》/战秀梅、《陈襄研究——论陈襄的政治主张和诚明之学》/马晓静、《桐江书院考》/胡佳、《翁森对元代台州文化的贡献考论——从近年出土的墓志切入》/张峋等
王佳丽/文 杨 辉 徐古忆/摄
九百多年前的一天，时任仙居县令的陈襄来到县城外东南三里的南峰山上。这不是他唯一一次游览南峰山的记录，也不是他唯一一次写下关于南峰的诗。但这一次，他写了一首充满忧愁的诗，“今日游南塔，愁还不自胜，年华催鬒发，身计忆岩棱。道业惭诸子，根源畏老僧，何当论去就，细问是龟朋。”（《游南塔》）
诗中，满是陈襄的惆怅。刚过而立之年的他站在南峰山顶，为自己的年岁增长、前途莫测感慨发愁，又担心自己才疏学浅、误人子弟。但实际上，作为仙居的“文教之祖”，陈襄在仙居为官三年，为当地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曾在《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 其六》中写道：“诸生令讲艺，童子俾升堂。买地兴民学，驱车下党庠。”可见当时仙居的文道益广，学心弥锐，学风已经焕然一新。
主政仙居期间，陈襄将东山改称福应山，还主持在福应山上修建了福应山塔，与南边的南峰塔隔溪遥相呼应。《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台州部仙居县福应山条有记载建塔事宜：“宋皇祐间，县令陈襄令邑人建浮屠于上。”南宋《嘉定赤城志》云：“居人建浮图其上，自是取青紫不乏焉。”青紫，本是古时公卿绶带之色，因此常借指高官显爵。即陈襄希望借此塔庇佑仙居士子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魁星点斗，此地能够书香代代相传，文脉绵延不绝。
南峰山和福应山皆是低矮小山，高度不过百，山体起伏和缓，山中植被茂盛，泓峥幽雅，别有一番意境。穿行林间，涉级而上，不久便可分别抵至山巅，于山巅处可分见两塔。
上世纪80年代，仙居县开始古塔保护工作，分别于1984年（南峰塔）和1988年（福应山塔）进行维修。2013年，南峰塔与福应山塔一同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修复之后的古塔，清秀规整，依稀保留着宋代古韵。
南峰塔高23.6米，为楼阁式七层砖塔。底层边长4.74米，塔平面为六边形，呈须弥座形式。经修复现为水泥塔身，但在老照片上，我们能够看见，原来的塔身由条砖砌筑而成。1984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南峰塔进行详细勘察测绘。塔的腰檐用平砖和菱角牙子砖相间叠涩挑出；檐下置砖斗拱，承托出檐；每面明间设壶门形的门洞，转角为八角倚柱；顶部则用砖叠收，上置塔刹。
南峰塔
同为宋塔，福应山塔与南峰塔都是江南常见的建筑形式，承袭了江南古塔空筒式结构和古塔须弥座式的塔基。不过，两塔也不完全相同。福应山塔高26.0米，底层边长2.3米，对比南峰塔更加纤细挺拔，在建筑形式上也有独特之处，如底层塔心室为砖砌穹窿顶结构。福应山塔的塔身是以砖为主的砖木混合结构，每层有平座，腰檐，每面为壁龛，转角置八角倚柱。塔刹原为金属铸成，1991年维修时修复，为陶瓷葫芦顶。
福应山塔
在历史上，这两座塔还承载着重要“风水”作用。《康熙仙居县志》曾载，“（福应山）半县治之龙首也。虬松古柏，浮屠亭榭，为一邑胜”。《光绪仙居县志》也说，“（福应山）阴阳家谓其居邑龙首，得地之胜”。作为“龙首”，建一塔于此，即实践风水学的“龙首当镇”之说。南峰塔亦如是，当“兴文风”之法。仙居《郭氏宗谱》卷一记载，“建浮屠一座于南峰山鉴玉堂之侧，高接云霄，以镇一邑之文风”。
塔因山而建，山也因塔而名。特别是南峰山，两宋时期即为仙居的一方名胜。南峰塔作为南峰山的标志性建筑，在文人的诗篇里留下诸多踪迹。如刘光在《题南峰蓝光轩》写到“百尺擎空窣堵波，群峰奈此独高何。”窣堵波，是梵语stūpa的音译，即佛塔，也就是南峰塔。此外，还有郭磊卿《题南峰山鉴玉堂》诗云：“鸟飞塔畔云低树，忽听清流棹客船。”赵彦龄《题南峰精舍蓝光轩》诗云：“塔影远连空翠坞，钟声高入蔚蓝天。”云云。
什么季节的南峰山、福应山最美？去过的人会告诉你，是春季。
福应山是东岭的主峰。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间士女竞拾翠（春游采百草为娱乐）于其巅”。此时的福应山草长莺飞，葱蔚洇润，男男女女们便走出家门，一边踏春登巅，一边采集各种植物。于是便有了“晓春”之景，“东岭晓春”也成为旧时仙居八景之一。
而福应山上最佳的赏景地是哪里？早在北宋年间，时任台州通判的庞元中就已经为我们标记好了，非“尽美亭”莫属。彼时，庞元中周游台州各地、疲劳不堪的庞公达到仙居福应山，顿时精神大振，“则徘徊四览，啸咏终日，欣然忘其归，信乎美哉”。于是他建议将南峰塔南边的亭子改名为“尽美”。时人张景修记录下此事，发出“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尽焉；福应，山之美者也，而一亭尽焉；尽美亭者非尽一山之谓，尽一邑之谓也。”的感叹，并留下题诗一首，“南亭不减北邙高，美景因公见一朝。已看溪山如在画，更传风雅似闻韶。栽桃定有仙家住，种竹宁无隐者招？秀气当为多士福，未应都放与渔樵。”（《福应山尽美亭》）
向西南方向望去，南峰山的春天则更加烂漫。《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南峰山）下瞰大溪，绀碧掩映，擅山水之胜。每当二、三月，桃花盛开，烂漫若锦。”待到春光明媚，南峰山便桃花遍野，灼灼芬华，可谓一大胜景。宋时，应这桃花盛开之景，进士蒋应雷的祖父在南峰山的南面开凿了“桃花洞”。后来，蒋应雷辞官归隐，又在桃花洞附近建造了书院。因蒋应雷“教授门徒遍两浙”，且“屡征不起”，理宗敕其为鉴玉堂。无数文人到此来访，桃花洞也成了文人歌咏游宴之地，声名在外。如今，在桃花洞的石壁上，依然能找到题刻的痕迹。
除了尽美亭、桃花洞与鉴玉堂，南峰山、福应山上还有许多人文史迹。南峰山上有兴道院、古灵祠、涵清亭、蓝光轩、趋稼轩、采芝堂、济美堂、翠微阁、碧栖山房等，福应山上有宋代建造的福应尼院，福应山东面曾有偃松阁、文昌阁、旋息亭等古迹。只可惜，这些古建大多早已倾圮不存，唯有在典籍的只言片语中窥见它们的存在，了解曾经的辉煌鼎沸。
遗存至今的两座宋塔，则是两个鲜活的注脚，扎根在历史书页之上。它们跨越千载悠悠，立于巍巍山巅，笑看溪水依旧。
参考文献资料：《钦定四库全书·古灵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嘉定赤城志》《康熙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光绪仙居县志》（标注本）《仙居历史文化论丛》
宋韵台州③黄岩篇（下）｜1000年前，黄岩的民营企业就把产品卖到国外去
